40年业绩：亮点突出齐发展 成果丰硕势头猛

上世纪80年代初，民族地区旅游业基本上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中运行，旅游企业按照“国家投资我生产”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1992年以后，旅游管理体制按照“政企分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散经营，统一对外”的原则建立。

在旅游发展动员上，民族地区成立了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或类似组织机构，成为民族地区推动旅游发展的一种重要机制。比如，云南、宁夏、广西成立了旅游业发展领导小组，配套“旅游发展大会”和“旅游现场办公会”等。

2016年，民族地区先后建立了以“党政统筹”为主要特征的全域旅游发展体制与机制，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局改委”的工作。2018年，原文化部与国家旅游局合并成立文化和旅游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更为完善。

另外，中国旅游协会、中国饭店协会、景区协会、餐饮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在民族地区旅游业的管理和规范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旅游社会治理体系逐步形成。

随着民族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旅游可进入性得到提高。国家持续对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投入，民族地区的航空、铁路和公路网络、水路系统都得到了空前的改善，廉价旅游交通体系正在形成。

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天路之旅”成为民族地区旅游业亮点。近两年，随着沪昆、贵广等高铁开通，贯通了东中西部市场，极大地促进了广西、贵州和云南旅游业的繁荣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以后，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更为紧密。2017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第二条铁路客运通道开行，成为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开出的首趟国际旅客列车。至此，民族地区基本形成了以高铁和航空为主的国内外畅达的立体旅游交通网络，对民族地区旅游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0年来，国家加强了对民族地区旅游目的地、旅游业态与产品开发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旅游吸引物体系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在旅游目的地建设方面，国家把四川九寨沟、云南迪庆、长江三峡、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等列为重点旅游开发区。西双版纳、大理、丽江、张家界、凤凰古城、九寨沟、阳朔等先后成为著名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在大众旅游时代，宁夏、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贵州花溪等地积极探索和发展全域旅游，成为知名的全域旅游目的地。

在旅游业态和产品创新方面，民族地区旅游新业态不断升级，旅游产品不断被创新。青海的自驾旅游，新疆的低空旅游，海南的邮轮游艇旅游，内蒙古的草原旅游，贵州的山地旅游，云南、贵州、宁夏的避暑旅游，云贵川的红色旅游等，均较好地凸显特色与个性，极大地提高了民族地区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

40年来，民族地区旅游业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增长区间为10%-30%。横向相比，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速度与质量也优于其他行业，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等省区的旅游业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产业，旅游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8%;青海、新疆、宁夏等省区占比5%左右，已成为民族地区的优势产业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旅游业是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其就业和旅游扶贫富民效应明显，社会贡献度大。近10年来，国家旅游发展基金补助中西部地区项目资金约17亿元，先后启动了六盘山、阿尔山、武陵源、乌蒙山等民族地区和“三区三州”旅游重点扶贫行动，帮助这些地方制定规划、对接东部、对接企业、引进专家、输送客源。

民族地区选择旅游业客观上对工矿业等污染型产业起到了替代的作用，同时减少了农牧产业的生产面积，总体上有利于民族地区生态恢复与保护。旅游业的发展，推动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推动了各民族间的文化合作与交流，对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40年经验：党和国家重视支持，核心发展有动力

40年的发展经验，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重视与支持。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民族地区旅游业高度关注，多次视察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并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形成了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构架。

1998-1999年，江泽民先后5次深入新疆、内蒙古、云南等民族地区考察旅游工作。1996-2002年，朱镕基先后7次到新疆、云南、内蒙古、广西、青海等民族地区考察旅游工作。2000-2004年，胡锦涛先后4次到西藏、云南、新疆等民族地区考察旅游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先后多次赴湖南、宁夏、吉林、黑龙江等地考察旅游业的发展。在宁夏，他提出了“宁夏发展全域旅游路子是对的”著名论断;在黑龙江提出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全域旅游发展观;在吉林提出了“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发展相得益彰”的可持续旅游发展观。

其实，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40年中的每次飞跃，都与国家政策与资金支持有关。国家支持是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核心动力。1978年，改革开放揭开了民族地区旅游业真正意义上发展的帷幕。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是解放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思想，提高旅游业认知水平以及激发民族地区旅游业活力的重要推动力。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大的政策和资金支持。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环境。2013年，《旅游法》的颁布为旅游业的法制化发展提供了保障。2016年，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启动为民族地区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

未来趋势：走品牌化发展之路，有望成为国家战略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旅游业具有比较大的优势。当前，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扶贫致富、地区稳定是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任务，旅游业与民族地区发展使命高度契合，已经成为我国“兴边富民”和边疆稳定的重要支撑。

我国民族地区的旅行社、酒店和交通的市场化水平起点较高，目前基本达到了自由竞争的阶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特别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国有景区经营的市场化水平将得到大幅提升。此外，随着东部旅游资本和国际旅游资本的进入，也将倒逼民族地区旅游进行市场化改革。

当前，由于中东部地区旅游发展意识的觉醒，民族地区原有的先发优势将渐渐消失。因此，未来的民族地区旅游将同时面临中东部地区的旅游竞争和“一带一路”沿线国际化竞争，这将迫使民族地区走向品牌化发展之路。云南在柬埔寨投资的旅游演艺项目“吴哥的微笑”，几年来运转良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标志着民族地区旅游品牌意识的觉醒。

民族地区是我国大美旅游资源汇聚地，滇黔桂的喀斯特地貌、内蒙古的草原、新疆的戈壁、青藏高原的高山峡谷等均具备世界级的旅游吸引力，适合发展以自驾自助游为主导的全域旅游。可以预见，全域旅游将成为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主战略。

过去，民族地区由于交通不便，致使其丰富的旅游资源相对远离国内客源市场。如今，由于现代交通与在线旅游、智慧旅游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民族地区的区位劣势。未来，随着我国廉价旅游航空体系和高铁旅游网络的形成，东西部、中西部的区域旅游合作将成为常态，中东部老百姓到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将成为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和沿线民族地区将成为我国旅游国际化发展的前沿阵地，民族地区旅游桥头堡和国际旅游大通道的功能将进一步显现和发挥。

摘自：中国民族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